成都醉酒驾车死刑案的争论与思考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对一起交通肇事案的判决引起轩然大波。其引人关注的最大焦点在于：肇事者一审被判死刑，罪名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７月２８日，此案被告递交了不服一审判决的上诉书。
 
    目前，围绕此案及其判决适用法律、量刑轻重等问题的争论仍在继续，并引发了人们更深层的思考……

无证醉酒驾车肇事者：一审被判死刑

２００８年５月，在成都一家技术公司工作的孙伟铭购买了一辆别克轿车，并在未取得合法驾驶资格的情况下，长期无证驾驶并有多次交通违法记录。同年１２月１４日１７时许，孙伟铭在醉酒状态下驾车，与前面一辆同向行驶的轿车追尾后并未停车，而是逃离现场继续向前行驶。 
 

当车行至限速每小时６０公里的“卓锦城”路段时，孙伟铭超速驾车越过道路中心黄色双实线，先后撞向对面正常行驶４辆轿车，直至自己的轿车无法动弹。这起严重交通事故共造成４人死亡、１人重伤，财产损失５万余元。

７月２３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孙伟铭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孙伟铭因无证、醉酒驾车造成４人死亡、１人重伤，其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且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被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后，孙伟铭当庭提出要上诉。

成都中院审理此案的审判长说，孙伟铭作为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人，长期无证驾驶并多次违反交通法规，反映出其对交通安全法规以及公共安全的蔑视；醉酒后，孙伟铭仍驾车行驶于车辆、人群密集之处，发生追尾事故后，无视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明知越过道路中心黄色双实线会发生与对面车辆相撞、车上人员死伤的严重后果，仍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其主观故意非常明显。

这名审判长指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属危险犯，依照我国刑法规定，只要实施该行为即构成犯罪，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最高可判处死刑。此案的判决综合考虑了被告人极大的社会危害性，以及对被害人及家属所造成的无法弥补的损失等因素。

争论焦点：判决是否过重和可否“拿钱买命”？

孙伟铭被判处死刑的一审判决一出，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论，一些法律界人士也参与其中。各方的争论焦点有两个：一是定罪是否准确、量刑是否过重；二是“可否拿钱买命”的问题。

对于前者，支持和赞成成都中院判决的人士认为，这个判决运用法律适当，对今后类似案件的定罪量刑具有示范意义。一些网友认为“治乱须用重典”增大犯罪成本，对醉酒驾车者严惩不贷才能真正起到震慑和警示作用。

也有人对此案判决持不同意见和反对意见。四川大学教授、四川省刑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魏东认为，即使孙伟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罪名成立，判处死刑也有些偏重。判处死缓、无期或者１５年徒刑，一样可以起到警示作用。虽然孙伟铭很可恶也很可恨，但此案与恶性故意杀人案区别很大。

另一个争论焦点是“可否拿钱买命”，主要指的是类似案件判别差异过大的问题。有人把孙传铭案与杭州“富家子弟胡斌闹市飙车案”等联系在一起讨论。虽然同是交通肇事，但在后一案件中，法院一审以交通肇事罪判处胡斌有期徒刑３年，其中的一个量刑情节是案发后胡斌亲属与被害人亲属就民事赔偿达成协议，已赔偿并自愿补偿经济损失共计１１３．０１万元。

成都大众出租车公司驾驶员米永辉说：“我感觉孙伟铭案判得重了点。孙伟铭是在醉酒后神志不清的状态下驾车，完全失去自我控制能力；而杭州闹市飙车的胡斌则是在未饮酒、神志清醒的状态下肇事。因此，如果讲主观故意，谁更明显？不同的是，胡斌家有钱，能拿出１００多万给受害人家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