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余意见不具广泛性”
此次网上共收到意见建议2929件,信函和传真425件。
对此,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教授王文章说,通过信函和传真方式收集意见欠缺可操作性。如今网络这么发达,很少有人通过手写书信的方式来提出意见。王文章看来,北京户籍人口一千多万,仅凭3000余人来反映“意见”,不具有广泛性。
王文章提出,要选择有公信力的第三方机构,通过调查问卷、网络调查、走访调研等多种形式征集意见。将整个征集过程加以合法化,通过广泛讨论,兼顾各方利益,这样才能达到民主决策。这样出台的政策,才是相对正确的,而不是只有在短期达到效果的利益政策。
北京交通大学法学教授、交通运输法研究所所长张长青也表示,此次征求意见的方式也不够合理,缺少公开、透明的第三方监督机制。“收集到3000多民意,这对于上千万北京市民太微乎其微。”张长青认为,政府要公布一个政策,应该多次反复、广泛征求民众意见,每一步的修改也要公开,否则政策出台就有失公允。“如果他们按照现在的民意出台政策,太儿戏。”
“缺细则恐影响科学决策”
征集意见期间,北京将限制机动车上牌的传言不断,并引发车市抢购和排队上牌。
对此,北京交通大学法学教授、交通运输法研究所所长张长青说,政策发布后的几天里,还能听到各种传闻。
他认为,意见稿只是一个框架,民众看到后是一头雾水。如果要真正的征求民意,那么起码要做到内容翔实。“在老百姓不清楚,不理解的情况下,问同意不同意,太不严谨了。”
王文章也提到,目前“征集意见”中对限行和机动车购买门槛的规定,都是“一笔带过”,没有提及具体的执行时间、范围和措施,“政策出台前就关心这些问题,现在还是看不太明白,这种征集民意的方法有点缺乏诚意。”
王文章说,细则模糊的“意见”,只能看出政府采取了对意见出台有利的一面,将民意当成制定政策的工具,顺理成章地出台设定的“措施”。
面对这样一份框架性的征求意见稿,公众首先忧虑的是治堵决策的科学性问题。从目前公开的信息看,治堵方案如何形成,具体措施、表述都比较模糊。如果没有科学理念的始终贯穿,没有对治堵举措进行科学的评估、分析与论证等,治堵措施在实践中也必然会碰壁。公众担忧并且后怕的是,不但拥堵没治好,反倒劳民伤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