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全国政协委员杜黎明在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第三次全体大会上,提出“加强对公务车的监管”的建议。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监察局副局长杜黎明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监察局副局长杜黎明:公务车的奢侈浪费较严重,部分地区和单位不按规定配备公务用车,而是耗资超编超标购买车辆。据统计,全国超编配车率达50%以上,有些地区的主要领导一人配两台专车。
3月9日,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第三次全体大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杜黎明在“加强对公务车的监管”建议中,列了三项数据:公车消费每年支出1500亿~2000亿元;公务车办公事的时间仅有1/3,2/3的时间被私用了;全国超编配车率达50%以上。杜黎明建议,对公务车的消费实施总量控制,清理超编车辆,将公车的身份“公示”给老百姓,如采取喷涂“公车”字样,或者在车牌号码后面加上一个“公”字,方便公众监督。
现状
使用成本是社会车辆的3倍
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重庆市副主委、重庆市监察局副局长杜黎明介绍,目前,我国现行公务用车管理制度,一直沿用计划经济时期的编制管理、标准控制、按需配给、单位所有的模式。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公共交通条件的明显改善,这种公务用车管理制度的缺陷越来越明显。
杜黎明引用一项数据表示,目前,党政机关及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总量已达200多万辆(不包括医院、学校、国企、军队配车),每年消费支出已达1500亿~2000亿元,每年车辆购置费增长率为20%以上。每辆公车年消费额平均为8万~10万元,社会轿车每万公里运输成本是0.82万元,而机关公务轿车则高达3万元以上,运行成本普遍偏高。
此外,公务车的奢侈浪费较严重,部分地区和单位不按规定配备公务用车,而是耗资超编超标购买车辆。据统计,全国超编配车率达50%以上,有些地区的主要领导一人配两台专车。去年,某市开展公务用车专项治理,清理出违规超编车6300多辆。
使用效率仅是社会车辆1/5
杜黎明表示,党政机关的公车,使用效率仅为社会运营车辆的1/5~1/6。相当一部分领导的专用车,除了接送领导上下班、参加必要的公务活动或出差外,大部分时间闲置。与此同时,一些普通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中用车难的问题仍比较突出。
公务车的另一大弊病就是公车私用较突出。杜黎明引用国家发改委的调研报告介绍说,公车使用有3个“1/3”:办公事占1/3,领导干部及其亲属私用占1/3,司机私用占1/3。中央及地方新闻媒体曾多次曝光公车接送孩子上学,造成学校门口大塞车的现象。
建议
公车应加上醒目标志
杜黎明提出建议表示,建立刚性财政预算约束的公车管理体系。以预算管理实现总量控制,把公车管理纳入公共财政体制。严控公车购置数量、购置金额。当前,尤其要坚持减少配置总量、降低配备标准。此外,对现有的公务用车使用情况进行专项清理。全面掌握党政机关和行政事业单位的公车数量、车辆结构、经费支出、公车使用和超编超标配车等情况,为我国公车管理制度改革提供依据。
在对公务车的监管方面,杜黎明建议,一方面采用全球定位系统(GPS),对公务用车实行智能化监控,并纳入电子监控系统予以全程监控;另一方面,对公务车辆及其驾驶人员实行公司化管理。此外,还要公示公车的身份,可以选择在车身的醒目位置喷涂“公车”字样,或者在车牌号码后面加一个“公”字,方便社会监督。
公开号牌接受社会监督
对公车监管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南岭村社区党委书记张育彪也在人大会议上建议,政府要推进公车制度改革,严格限制公车的购买和使用。将公车使用的各个环节向社会公开。
张育彪建议,中央可以出台公车使用的有关规定,严格限定什么级别的公务员可以单独配备公车,其他公务员一律实行“车改”;针对因为工作性质确需购买和使用少量公车的情况,建议测算并公布地区和单位公务员人数与公车数量的合理比例,尽可能降低这个比例,严禁超比例购车;禁止安排专车接送公务员上下班(包括大巴、中巴),体现公务员与群众人人平等的原则;将保留的公车号牌向社会公开,鼓励群众举报公车私用,严惩公车私用行为。
算账
公务车每年违规消费
根据杜黎明提供的数据,以每年公务车支出最低1500亿元计算:
1.按公务车超编50%,则违规购置的公务车所占违规支出为:
1500亿元×50%=750亿元;
2.计算出编内公务车所占总支出:
1500亿-750亿=750亿元;
3.按公务车2/3时间私用,则编内公务车所占违规支出为:
750亿×2/3=500亿元;
4.计算出每年公务车违规总支出为:
750亿+500亿=1250亿元。
说明:
有委员表示,1500亿~2000亿的公车消费中,可能不包括超编的50%。那么,上述1500亿公车消费中,违规支出的部分为:1500亿×2/3=1000亿元。而超编公车的违规支出金额则难以估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