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显示出租车业近7年发生逾百起停运事件【3】

　　“份儿钱”恩怨

　　20年前一场“激进”改革的叫停，令如今的改革举步维艰。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李凤桃I北京报道

　　对任何一个出租车公司来说，它们对媒体必须保持着极度的敏感，对政府主管部门，却有着职能相似的兄弟般的关联。它们是市场化改革带来的产物，它们虽然有着几十年的历史，然而，在经历一波三折的“市场放开”和“市场管制”的波折后，这个行业显得有些“老态龙钟”。

　　8月15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来到北京酒仙桥东路，在一个加油站后面的独立大院里，北汽九龙出租汽车股份公司（下称“北汽九龙”）的招牌赫然出现在眼前，院外的几位出租车司机在马路边吃着自带的午餐。

　　他们并不知道，前不久在杭州，全市2/3的同行为维权而展开停运事件。

　　一周以后，杭州事态有了新进展。8月23日，杭州市物价局公布了出租车运价调整的听证方案，决定9月9日举行听证会。

　　“涨价”，这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再次提上日程。然而，不管是“停运”还是涨价，这似乎跟运营出租车的公司无关。

　　对于外界来说，出租车公司一直显得神秘。在这里，无论是民企还是国企，它们都依靠每月固定的“份儿钱”过活，而企业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司机却承担着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同时，政府如同一位保姆般对市场进行管制和干预。

　　“你可以认为，出租车公司的日子就是一本万利，每日坐享其成、旱涝保收，然而即使如此，这种日子持续不了多久。”这是一个阅览行业30多年的老出租车公司管理者对行业的深刻理解，“依靠每月的‘死钱’来运营，未来死路一条。”

　　北京出租车的“国退民进”

　　在北京，登记在册的出租车运营公司有180家，其中最大的6家占据了北京出租汽车市场60%份额，分别为银建集团、新月联合、北方投资集团、平谷渔阳集团、首汽集团、北汽集团，其中除首汽集团与北汽集团之外，均为私营企业。

　　按照规模，在前6家出租车企业中，首汽和北汽已经排在了最后。为何这个严加管控且被视为半公共交通属性的行业，出现一反常态的“国退民进”？

　　北汽集团原宣传部长张国庆是出租车行业的运营者，也是见证者。他说，最怀念的还是那段国营时光，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那时候出租车公司是国家的资产，大家日子过得都不错。

　　1951年，首都汽车公司（下称“首汽”）问世——这个名字还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取的，公司主要担任接待会议和外宾用车的任务。直到1973年，中国民用市场对汽车的需求越来越迫切，首汽开始分出民用汽车板块，成立了“首汽三厂”，后改为“北京市出租汽车公司（下称‘北汽’）”。这就是北京最早的民用出租汽车公司。

　　那时，北京只有少数几家国营出租车企业，除了首汽和北汽外，还有北京旅游汽车公司和北京汽车服务公司，都只有几百辆车的运营规模。

　　1980年，中北汽车公司（下称“中北公司”）成立，这是北京第一家出租车合资企业。虽然是合资，决策权和运营权还是牢牢掌握在国资手里，北汽以原出租车公司资产、车辆、人员入股，外资主要用于购买新车。对于外资部分，北汽逐步偿还它们的资金，并且分给它们20%的分红。

　　之后，多家出租车合资公司出现，整个北京市的出租车迅速达到了8000~10000辆。

　　1984年，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通货膨胀到来，人民币兑美元、日元汇率日渐走低。由于合资公司们都以美元、日元来还合资引入的外资借款，很多民用出租车的企业将利润兑成美元、日元后，已经不足以还款，有的公司开始买不起汽油了。

　　一直到1989年，期间原有的合资公司大量倒闭，为民营资本进入提供了契机。

　　在国家鼓励国企转制、政企分离的条件下，很多国家机关主办的出租车公司开始被剥离、转卖，很多流入一些“特定人群”手里。

　　按照政策，北京市开始允许民营公司办出租。1985年，北京市政府出台《北京市出租汽车管理暂行办法》，北京的出租车运营正式向民营放开。3年后，《北京市出租汽车管理办法》出台，要求申办者必须获得一个“上级主管单位”的批文，而这个“上级主管单位”必须是一个“局级”机关。

　　于是，当时出现一个“全局办出租”的盛况。无论是国营企业还是合资企业，当时北京市的几乎每个局级机关下都奇怪地挂着一个出租车公司。手上有钱的人去申办出租车公司，与“主管部门”签订一个书面或口头的“挂靠协议”，局级机关盖了公章，一个企业就出炉了。

　　在“政企分开”的口号下，很多跟中北公司一样的国营出租车公司被很快转手到私人手里。而接手者，一部分是这些国营企业中原有的管理者，一部分则是“主管机关”的人。

　　“这种‘近水楼台先得月’的背后，有多少国有资产被贱卖，其中又有多少权力寻租的空间？”曾在中北公司任党委书记的张国庆愤慨地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而这，也被视为出租车公司性质模糊不清的源头。